看到报上“钱钟书先生逝世”的消息，笔者也正为老岳母的丧事忙乎。百姓戏言，“不打官司不知难，不办丧事不知繁”。我老岳母八十有三病故，远在外埠的亲属星夜奔丧，京城内外子女及隔辈人悉数赶到，去八宝山那天，七八辆车浩荡而行，到了殡仪馆，院内车满为患，一丧家一车队，不算新鲜！告别仪式后，千多元买的寿衣，大批花圈被焚之一炬。选骨灰盒，几百元属“寒碜”，二三千元算一般，万元档次不稀罕。择墓地，其价更令工薪百姓咋舌。望着殡仪馆天空缕缕浓烟（可不算轻烟），我不恭敬地想到：“人死如灯灭”——甭管你是殊荣人物，还是一介百姓，后事咋办？后事给谁看？新世纪里的“后事”之事能不能简单、节俭一些呢？！
报上钱先生后事从简的消息，令人对这位著名学者，海内外享誉的作家肃然起敬，佩服之至。淡漠名利的钱先生遗嘱：遗体由二三人送行，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，不保留骨灰，并忌辞花篮、花圈。对因《围城》名闻遐迩的钱先生身体力行“后事从简”之举，一切溢美之词都是多余的，但笔者对于时下人们在“后事繁琐、浪费”的怪圈里不能自拔而感叹。丧事穷也办，阔也办，东挪西借也要办”；“一人亡，众人忙，凑不齐，不懂事”；“寿衣店，不砍价，明着宰你没商量”、“活着炒房产，死了炒阴宅，价码不断攀高，土地不断减少”、“森林资源紧张，冥品纸张烧灰”、交通拥堵，大气污染，丧事车辆多，是“礼”还是过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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